我国刑法中原来只有贷款诈骗罪，没有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。对于那些借款人采用欺骗手段，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为“银行”）的贷款、票据承兑、信用证、保函等，造成银行损失的情况，如果借款人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，司法实践中往往无法定罪。

为了打击借款人骗取银行资产的非法行为，保护银行的资产不受到损失，2006年6月29日颁布实施的《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增设了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，将采用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、票据承兑、信用证、保函等，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，欺骗行为造成银行损失20万以上构成犯罪，但对于何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，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出台相关司法解释。

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出台后，司法实践中该罪名是结果犯，以该罪名追究借款人刑事责任的主要在于造成银行损失的情况。而且，控告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银行的手中，即便存在借款人骗取银行资产，导致银行受到损失的行为，只要银行认为其没有被骗，没有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，司法机关原则上不会主动去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责任，因此，这类案件初期比较少见。

2010年5月18日，公安部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立案标准二”）。《立案标准二》不仅将欺骗行为造成银行损失20万以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，还规定了该罪名“其他严重情节”的立案标准，即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100万以上或者多次欺骗取得银行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的。6月2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在经济犯罪审判中参照适用立案标准二》的通知，规定在刑事审判中，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没有规定的，参照适用《立案标准二》的规定，从而将该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修正为行为犯和结果犯并存。

《立案标准二》没有对该罪名的“欺骗手段”做出解释，司法实践中采用贷款诈骗罪中关于“欺骗手段”的认定标准。如编造引进资金、项目等理由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，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等，最常见的是虚假财务报表、购销合同。即只要行为人在取得银行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的过程中，使用了虚假财务报表、购销合同等，取得的金额在100万以上或者多次取得，即便银行没有任何损失，仍然构成犯罪。

《立案标准二》将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修正为行为犯和结果犯并存，理论界、司法实务界对此持相反观点。持赞同观点的认为，《立案标准二》是扩大解释，没有违反本罪的立法本意，而且严密了法网，有利于打击犯罪。持相反观点的则认为，《立案标准二》将本罪修正为行为犯与结果犯并存，不是扩大解释，而是类推解释，违背立法本意，损害银行利益，超越国民可预测范围，超出刑事处罚必要性，且与高利转贷罪相冲突，应当予以废止。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。《立案标准二》将本罪修正为行为犯后，在没有对“欺骗手段”做出限缩性解释的情况下，容易导致本罪成为公权力选择性执法的工具之一。设立本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银行，但是本罪修正为行为犯后，在银行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时，有些担保人通过控告借款人采用欺骗手段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，从而得以逃避担保责任，严重损害了银行利益。

（一）违背立法本意

从立法本意看，立法机关设立本罪的目的是：考虑到实践中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，有些虽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但的确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损失，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，有必要将此行为规定为犯罪，因此在《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中增设了本罪。同时，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贷款诈骗罪系结果犯，本罪也理应是结果犯。

（二）损害银行利益

由于《立案标准二》没有对“欺骗手段”做出限缩解释，导致该罪的定罪标准过低。一些担保人为了逃避担保责任，恶意控告借款人使用虚假财务报表、购销合同等，骗取银行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，一旦控告成立，公安机关以此罪名对借款人立案侦查，担保人据此得以脱保，银行叫苦不迭。立法机关设立本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银行，司法实践中却成为了担保人恶意脱保的方法，这一点完全背离了立法者的立法本意。

（三）超越国民可预测范围

刑法解释必须保持合理限度，不能超越国民预测可能性。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尚在建设之中，人们的法律意识、信用意识尚需要进一步完善，社会经济生活中造假现象普遍存在。在此背景下，要求以信用来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，现阶段是做不到的。按照中国国民的预测可能性，骗取贷款罪侵犯的是银行贷款的财产利益，即导致银行贷款受损，是财产性犯罪。对于骗取贷款侵犯金融管理秩序，在银行没有损失的情况下，作为犯罪处理，是不为我国国民所预测的。《立案标准二》的规定超越了我国国民的预测可能性。

（四）与高利转贷罪相冲突

我国《刑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了高利转贷罪，即以转贷牟利为目的，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他人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。《立案标准二》将骗取贷款罪修正为行为犯，其构成要件已经包含了高利转贷罪，高利转贷罪只是骗取贷款罪的其中一种特殊形式，即只要构成高利转贷罪，必定构成骗取贷款罪。同时，骗取贷款罪的定罪标准远低于高利转贷罪，而两罪的量刑基本一致，因此，两罪是互相冲突的，高利转贷罪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。

《立案标准二》出台后，全国各地司法机关适用混乱。有的司法机关以“其他严重情节”的立案标准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，甚至有部分银行的优质客户，只因提供了部分虚假的贷款资料就被判刑；有的司法机关则认为银行贷款没有损失，尽管资料有虚假，不作为犯罪处理。对于担保人通过控告脱保的现象，最高人民法院也先后出台了一些办法，如以典型案例的形式规定，借款人骗取贷款构成犯罪的，担保合同不一定无效。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即将审议通过的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将该罪名中的“其他严重情节”的文字删除，从而将该罪名的定罪标准修正为结果犯，即只有在银行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，这一点与《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设立本罪的立法目的相一致。此后，担保人在银行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时，由于此时银行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是否遭受损失还没有确定，担保人如果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，公安机关会以达不到立案标准为由不予立案，担保人想据此脱保的目的将无法达到。控告借款人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的主动权将掌握在银行的手中，银行不会再因此而成为弱者，成为受害者。

担保人，法律不允许你再通过控告恶意逃废担保责任！

立法上的一小步，带来的是银行业的大利好！